因此，出庭律师的经验及其对程序规则的把握可帮助国家制定具有针对性的诉讼策略。

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习近平还提出了主题、主轴和主线问题，即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题和主轴，突出制度建设这条主线，继续全面深化改革，增强以改革推进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自觉性、主动性。

既具有坚实的支撑，又具有互动性特征且逻辑严谨的闭合。说法律责任的非道德性，其意义在于对法律规范进行道德批判，以约束立法行为的恣意与专横。运气不仅在民事责任中发挥着作用，在刑事责任中也起着不小的影响。向左驶和向右驶，在每个人看来都是同样的，没有好坏区分。合同责任并不考虑当事人是否具有道德过错，只要当事人违约了，合同责任就产生了。

同时，制度体系也好、治理体系也好，都不是一个摆设，其生命力在于执行、在于执行力。到2035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下对证据补强问题作具体分析。

在这两起案件中，最高法院认定用于证明案件事实某—部分的另一证据不够充分，因此驳回了犯罪指控。其次，是就狭义的证据印证，即证据补强规则与方法的适用，亦区别情况作类型化处理。亦属传闻证据经过可信性补强后获得证据能力。他说他被要求打电话，从对方处可能知晓住处。

最终还要分析评判按照证据时间顺序组织后，形成的事实链条上的融贯关系，如形成杀人动机的证明，与杀人准备行为、实施行为以及行为后果的证明之间的协调一致。3.证据补强的对象和类型 证据补强，在英美证据法中，通常是针对单一人证或薄弱人证提出的要求，因此，通常针对证人证言、被告人及其同案犯的供述和证言，以及被害人的指证陈述等。

在比较法视野中研究证据契合，首先需分析单一证据的价值，再分析证据契合的表达方式、作用形式以及适用特点和价值。因此，图示法证据构造分析，虽然在整体上属于归纳推论类型，但其内部仍涉及不同的证据、事实关系以及判断方法，因此是复杂的归纳推理。其二，考虑对同案犯口供的补强效力是否作出明确限制。但用证据补强规则直接确定证据准用可能，进而（间接）影响证据的证明力，也是补强规则适用的一个方面。

按照欧洲人权法院的判例，未经法庭当庭质证的传闻证言，如系定罪的唯一或决定性根据，那么对传闻证言的准用则因其违法而不允许。印证方法与证据分析手段相结合，可以增强分析逻辑在证据审查判断中的运用，促使分析精细化、准确化和可视化。认识印证证明在比较证据法上的地位，从比较研究的角度分析我国刑事印证证明的特征，同时了解国外证据制度在使用类似证明方法上学理和经验，对于把握我国印证证明模式与方法的学术价值，探索我国印证证明模式与方法的改善，实现与国际证据法学界的有效对话，甚至设置国际证据法学体系中的中国话语，应有积极意义。相反，凭单一证据确定主要事实，不仅普通法允许，而且在现代英美法系刑事诉讼中也不违反证明充分性要求。

类似做法，助长了实践中印证证明应用的随意性，妨碍了证明准确性的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第40条规定：监察机关对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案件，应当进行调查，收集被调查人有无违法犯罪以及情节轻重的证据，查明违法犯罪事实，形成相互印证、完整稳定的证据链。

尽管证人回答有关个人生活领域的问题可能会对证人自身的安全及证人保护措施的隐蔽性产生消极影响。如在一起著名的性犯罪案件中，关键定案证据只有单个被害人的陈述。

因此单一证据定案在有的文献中被认为是陪审团审判的一般法律原则。此种方法存在于法律论辩过程。且因陪审制的引入和科技的发展，法定证据主义已难以为继，遂逐步为自由心证主义所替代。根据这一规则，如果未经法庭当庭质证的传闻证言，是定罪的唯一或决定性根据，那么对传闻证言的准用必然违反《欧洲人权公约》6条1款对公正审判权的规定，以及6条3款（d）就对质询问权的规定。如陪审团审理事实问题，在法官作证据资格审查的前提下，陪审团对证据判断不受规则的限制。（3）证言审查标准的发展以及在多对一条件下的适用。

图示法具有严谨性，而概要法则便于使用。（1）一对一证言的总体评价原则。

专业法官审判，如果是独立且有权威的合格法官，贯彻司法责任制，亦可具备单一证据定案的主体条件。此时，辩护方反驳定罪证言的激烈程度会成为法庭的一项参考因素。

为此，人证出庭作证，即针对争议事实，提供争议证言的原始人证出庭，包括专家证人出庭，是最重要的证据审查条件。正如英国雷德勋爵所解释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怀疑某一陈述时，自然会看这一陈述与其他与这一事项有关的陈述或情况相符合。

然而，自由心证也是在特定的背景（concrete or circumstantial context）之下推演，必然受到相关因素的影响制约。前述主流学者对证据一致性尤其是细节一致性的论述于司法实务的意义可见一斑。例如，前引英国补强证据文献称，陪审团可以不相信几名辩护证人的证言，而相信单一指控证人的证言认定被告有罪，而同样的证据状况，由专业法官审判，则未必能作出有罪认定和裁判——虽然法官亦有此种权力。此时，虽然还不能确认其是毒贩，但故事模型已经在形成。

尤其是作为制度性的刑讯，不仅启动刑讯需要证据基础，实施刑讯有方法限制，而且刑讯获得的口供还需有符合构成要件的具体内容，并接受情理性检查和某种客观性验证（如所供内容与现场情况不一致则口供存疑）。达马斯卡反对将英美与大陆分别归属于典型的原子主义与整体主义模式，但他认为，从对于证据可采性规则乃至证明力的采用态度的不同、从事实裁判者主观确信的意义，以及法律文化的影响看，大陆法系的证据处理更多地表现为整体主义，而英美法系则更多表现为原子主义。

进入 龙宗智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比较法 印证方法 英美法系 大陆法系 。德国联邦最高法院要求，在一对一证言矛盾情况下，裁判者必须对案件的证据进行总体评价，考察各种可能影响裁判的情况，并将其纳入心证结论的形成过程中。

其精细化方法是图示法，其简化形式是概要法。（4）陈述者是对哪一方或哪几方做出陈述。

欧洲人权法院在2011年阿尔·赫瓦贾与塔赫尔诉英国案的大法庭裁决中，再次明确将补强作为判断系争证据是否是唯一或决定性证据的重要方法：当未出庭证人的证言得到其他补强证据的支持时，对该证据是否是决定性证据的判断就取决于补强证据的强度——补强证据越强，系争证据越不可能是决定性证据。可疑证人补强，是指证人因为在案件中有自己的利益或特定的目的，或者因为其认知能力的限制，可能影响其证言的真实可靠，这种情况下，更应注意证据补强。整体主义与原子主义的证据评价理论，在英美证据法著作中，常与证据分析方法相联系。英美证据法中的证据契合 印证，指两个以上的证据所含信息的同一性，即证据间相互契合。

应当说明，英美证据构造分析及归纳推理的运用，与培根提出，并由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等继承和发展的求同法（契合法）、求异法、共变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经验法则与逻辑法则，尤其是前者，为证据分析最重要的根据和方法。

总之，通过比较研究亦可发现，印证证明，是刑事证明最为重要的途径与方法。虽然，有的时候使用此种故事理论会发生错案的风险。

同时，针对一些需要特别注意的情况，也形成了特定的证据补强/印证的制度性要求。而且与陪审团裁判不同，专业法官作出的一审判决可能因根据不足而被二审撤销。